奥提兹希望明年二战梅威瑟

1931年希特勒参加德国选举，由于宣扬仇恨主张而被天主教驱逐出教会，教皇庇护十一世下令天主教教徒不得投票给希特勒，希特勒与天主教决裂。

如果说社科法学常常是法学家的法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法律人的法学。[15]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实证法律经济学通过假定理性人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规范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评估法律的规范性标准和实效法律经济学致力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实现社会规范。如果说社科法学应该是立法者的法理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司法者的法理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然后在全球，兴起了法律经济学运动。[14]常态科学时期的科学家仅仅在范式之内解难题，法律人通过法学方法论解决疑难案件。[13]  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由于宪法、民法和刑法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其中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要强得多。实证方法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律来自于社会，但法律独立于社会之后有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这可以说是法治的基础。

每一个教派都有经典，例如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正像没有在范式中解决难题科学家只能怀疑自己的智力，而不是题目本身无解或者出错了题，法律人没有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给予案件合理判决只能怀疑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如果法律人一直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持有异议，那么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法律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中国法学家所言的是英国的法律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法律的概念。

近几年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争执正是这种现实处境的表现。教义法学是法律人走向自治的产物。

所以，社科法学不仅仅只有实证，还有规范和通过实证规律实现规范的目标。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不同部门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看出法律稳定和法律变革的频率不同、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地位不同。[15]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经验也随之发生改变，权利与价值观念可能随之发生改变。法律人是且应该是形式主义者，遵循教义法学思维方式。

柯华庆：实效主义法学纲要》，载《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3]历史法学派是德意志民族逐步走向统一之时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法律规则来实现统一的观念表达。我们常常说法律人是且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总是在变，而法律不能经常变，这是法治的代价。[10]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通过实证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良善生活。

法学方法论必须解决所有案件都能够按照现行实在法之内作出判决。霍姆斯在Vegelahn v. Gunter一案的反对意见中强调，判决的真正基础在于政策与社会利益的考量，假定判决仅仅通过无人争议的逻辑或者一般命题得到是徒劳的。

2，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形式主义既是法律人的也是普通人的，既是实在法法律家也是自然法法律家的正式法理学，尽管并不是这两大阵营中每个人都接受它。

[12]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所以，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或者说教条主义是正统的法理学。[21]十九世纪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二十一世纪的法律人要强得多。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必须放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10] 罗素：《西方的智慧》，王岚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3]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第三，主任检察官制度缺乏润滑剂、平衡器，导致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原则的硬冲突。此后，这一制度定位获得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

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theories/practice/201202/t20120217_806964.html） [4]实践中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主任检察官审批决定制，对一般的（低风险）案件由主任检察官办理并决定，或者由具有检察官资格的承办人员办理，并出具审查意见，由主任检察官审批。[6]（台湾地区法务部，检察改革白皮书[M].1999（3））。

这一制度设计同样可以实现主任检察官对案件质量的把关，但却可以同时彰显对承办检察官独立性的尊重，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改革的替代方案呢？。由于检察机关本身奉行检察一体原则，因而，检察机关办案不宜也不能采用合议制，只能采用独任制，亦因此，独任制检察官就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办案组织，在我国检察实务中长期以来实行的承办人制度，实际上就是独任制检察官运作的具体形式[3]。

  万毅，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以及证据法学。但是，若认真审读和检视当前各地检察机关推行的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便不难发现，这些试点方案在主任检察官的定位、地位、权限等基本问题的设计上，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背离检察制度原理之处。这意味着，对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主任检察官即使持有不同意见，也不能直接要求承办检察官服从自己的意见，而只能报请检察长核定。  一、改革的逻辑起点有误：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并非一级办案组织 从我国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的历程来看，主任检察官制度一开始就是被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办案组织建设来推动的，原因是改革的推动者们认为我国检察体制过度行政化，以至于缺乏司法化的办案组织。

如前所述，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的目的和初衷，是去行政化，即通过办案组织模式的重构，突出主任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弱化检察机关内部的行政化层级审批制，增强检察权运行的司法化特征。然而，从同样实行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作法来看，检察官、主任检察官和检察长之间虽亦为上、下级关系，但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关系。

这一制度在检察实践中沿袭至今，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仍然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例如，在德国，虽然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46条之规定，检察官原则上受其上级官员指令的约束。

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是检察长基于检察一体原则而享有之专属职权。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制度来看，主任检察官虽然负有监督该组事务之权力，有权对承办检察官的案件处理决定进行审查，但却并不能直接行使定案权，更不能擅自改变承办检察官对案件的定性，而只享有异议权，即在两者意见不一致时，主任检察官有权将分歧意见报请检察长核定。

在我国检察实务中实行的承办人制度下，案件的处理包括立案、侦查、（不）起诉等法律处分，无论是否经过上级审查批准，最终都是以承办人的名义作出的（以承办人名义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因而，至少在形式上，承办人才是适格的办案组织。在主任检察官制度下，虽然在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内部，主任检察官行使一定的案件审批权，案件处理决定须经主任检察官签字确认，但该处理决定最终仍然是以承办人的名义对外作出的[4]，因此，办案组织仍然是承办人（独任制检察官），而非主任检察官，亦因此，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并不能构成一级办案组织，将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定位为检察机关内部的一级办案组织，显然与上述司法原理不符。一般认为，该权力具有两项功能：一是统一法律解释适用，避免个案检察官法律见解歧异。照此方案所进行的改革，不仅难以实现改革者的预期目的，还可能滋生新的问题并妨碍我国检察制度的长远发展。

同时，在相关责任机制构建上，也不应当一味强调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第一责任人，而应当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具体设计办案责任的承担：原则上谁办案谁负责，既然承办人的办案独立性已经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办案责任原则上应当由承办人自行承担。基于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实际上是有基本办案组织的，这就是独任制检察官（承办人）。

因此，上级的指挥和监督权必须和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11}。五、人民陈诉案件之调查及拟议。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办案组织的典型特征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法律处分。若检察长亦不同意承办检察官的意见，也并非直接行使指令权，强行要求承办检察官服从检察长的决定，而是沟通、劝告、说服[9]，如果办案检察官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愿改变，那么，检察长将会行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将该案件收回由自己承办或转交由其他检察官承办。